——读何士青教授《现代科技发展的法哲学研究——基于伦理向度和法律治理的维度》有感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许英达

揆诸当下，科技飞速迭代重塑人类文明肌理，从智能手机重构人际交往范式，到量子计算撬动科学研究范式革命，技术已然成为形塑现代社会的核心力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5年5月出版的何士青教授新著《现代科技发展的法哲学研究——基于伦理向度和法律治理的维度》，以其深邃的理论视野与系统的方法论建构，从哲理的高度为破解科技发展中的异化迷思提供了钥匙。该书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为指导，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遵循，综合运用科学学、法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与方法，深度融合现代科技成果，构建起逻辑严密的科技法哲学研究体系，不仅阐释了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更在社会、法律与科技的交叉维度，揭示了科技发展的复杂图景与深层矛盾，阐明了现代技术高质量发展之理、之利、之路。

一、科技异化与文明困境：现代性危机的法哲学叩问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人类难以企及的速度生成知识、基因编辑技术突破生殖伦理边界、人工智能系统深度介入司法裁判，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构人类文明的底层逻辑，人类无疑被赋予了数字化生存方式，“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技术宰制、算法规驯、数字鸿沟等问题应运而生。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为理论根基，通过“科技异化批判—伦理价值重构—法律治理创新”的三重逻辑展开论述，为摆脱科技文明的现代性困境提供了极具深度的理论方案。

一方面，多维透视科技异化的社会现象。书中以“科技人本精神”为逻辑起点，从大量社会案例中总结分析经验，揭示科技异化对人类主体地位的消解。譬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算法的黑箱化运作使人类逐渐丧失对技术系统的控制能力。当自动驾驶汽车的决策算法基于概率模型选择碰撞对象时，人类生命价值被简化为数据计算，人的主体性被技术理性彻底解构。在基因编辑领域，技术的滥用则更为深刻地挑战人类伦理底线，贺建奎事件中被编辑基因的婴儿出世，实质是将人类生命本质降格为可设计的技术产品，背离了科技服务于人类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在生态领域，科技异化的显现更为触目惊心。工业文明以来，科技的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征服自然”观念，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危机。书中进一步援引恩格斯“自然报复论”指出，当科技发展以牺牲生态平衡为代价，人类不仅破坏自然生态系统，更终将危及自身生存根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放等事件，正是科技异化引发生态灾难的典型例证。

另一方面，对工具理性予以法哲学批判。科技异化的思想根源在于工具理性的膨胀。书中追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指出当科技从“解放人的力量”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本质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吞噬。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此得到创造性运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理论揭示，科技发展使人类陷入对技术的单向度依赖，丧失批判性思维；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化”理论则指出，科技成为维护统治的隐蔽工具，消解人的交往理性。本书所指出的工具理性的极端化，在当下算法社会的语境中表现尤为明显。譬如，平台经济中的“算法暴政”通过数据垄断剥夺劳动者议价权，外卖骑手被算法系统压缩至生理极限，算法不仅是技术工具，更异化为资本控制劳动的新型权力装置；“监控资本主义”通过数据收集、行为预测、决策自动化，实现对社会的全面规训。可见，本书所聚焦的问题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实践根基。

二、伦理向度的重构：科技发展的价值锚点

为回应科技异化与文明困境，本书在伦理维度的理论贡献突出，提出了以“科技之真、善、美”重构伦理向度的主张，为科技发展确立价值坐标系。

第一，求真务实是科技伦理的认知根基。科技之真要求科技活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这是科技伦理的认识论基础。书中以伽利略天文观测、门德尔松遗传实验为例，阐明科学研究中实证精神与逻辑理性的重要性，指出当前科研不端行为如数据伪造、成果剽窃等，实质是对“求真”伦理的背离；新冠疫情防控中，部分科研机构为追求商业利益夸大疫苗效果，不仅损害科学公信力，更危及公共健康安全，该事件凸显在科技领域重构求真务实伦理观的现实紧迫性与必要性。

第二，人道主义是科技伦理的终极关怀。人道主义伦理要求科技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书中通过对医疗科技的分析指出，基因治疗技术应聚焦于疾病治疗而非“增强型设计”，体现对人类生命尊严的尊重。在人工智能伦理领域，“可解释性”“透明性”原则的确立，正是为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自主决策权利。书中进一步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德国伦理委员会对自动驾驶伦理提出立法建议的案例，明确提出将保护人类生命权置于算法优化目标的首位，具有人道主义伦理的优先性。

第三，和谐有序是科技伦理的系统思维。和谐有序伦理强调科技发展应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协同进化。书中构建“科技—生态—社会”的三维和谐模型：在科技内部，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在科技与生态关系上，倡导“绿色科技”理念，如光伏技术、碳捕获技术的研发；在科技与社会关系上，通过伦理审查机制防范技术风险，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对高风险AI的严格监管。该模型不仅证实了科技伦理秩序的存在可能，还系统化地阐明了其存在样态，为现代社会构建和谐的科技伦理秩序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指引。

三、法律治理的创新：从规则滞后到体系重构

法律作为科技治理的刚性约束，在应对科技异化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本书在法律维度的理论贡献同样突出，系统分析了法律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思路始终遵循着“伦理法律化—法律技术化—多元治理协同化”的三重进路。

首先，以伦理法律化实现价值共识的制度转化。将伦理原则上升为法律规范，是科技治理的基础环节。书中不仅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科技法律治理的实践行动，还建议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技人本精神等精神融入科技法律，将重要的伦理原则转化为法律规则，将“尊重人类尊严、自由平等”等伦理要求内化为法律禁止性规范，避免因科学技术商业化应用导致的对人性尊严的践踏，从而为切实推进科技健康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其次，以法律技术化催生治理工具的创新升级。面对科技的专业性与复杂性，法律治理需引入技术工具增强规制效能。本书毫不避讳和畏惧对任何前沿技术的专业性解读，广泛地涉及和拆解多种数字技术及其治理范式，从底层逻辑、技术机理超越技术壁垒，提炼出新技术、新手段、新模式等新事物的内在本质，并归纳出新事物的法律属性。本书不仅克服了既往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触及专业技术时的力有不逮，亦弥补了自然科学研究者在研发和适用技术过程中忽视科技背后的法伦理冲击、技术异化等问题，为社会各界在法律技术化语境下创新升级治理工具贡献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

最后，以多元治理协同化促进多元主体的规则共建。科技发展的外溢性要求突破单一治理主体的局限，构建跨域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本书的系统思维十分鲜明和突出，反复强调“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多方面、多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坚持运用系统思维对现代科技健康发展进行法哲学分析，不仅对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约束和法律治理予以宏观探讨，还从构成要素进行微观的、具体的分析。不仅涉及复杂的学理论证，还聚焦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具体案例，为多元治理协同化提供了内容框架。此种思维落脚到技术发展的法律路径，便成了一种为了实现人民幸福乃至全人类福祉，鼓励多元主体规则共建的学术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法社会学重点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秩序、权力关系等宏观视角，具有更深层次的人文主义关怀和理性光辉。

四、法哲学的超越：科技文明的价值与法律重构

放眼未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将持续突破人类认知与实践边界。在该进程中，科技哲学的研究使命更加艰巨。人类需要以更为前瞻性的哲学思辨，预判科技发展可能引发的伦理、社会与法律问题，提前布局应对策略。加强跨学科协同研究，推动科技哲学与社会学、伦理学、法学、自然科学等学科深度融合，构建多学科交叉的科技治理研究范式，积极推动各界科技治理规则的协商与制定，打破制度壁垒，促进科技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最终实现科技进步与人类福祉的协同发展。

本书相较于同类学术研究成果的先进性在于超越单一学科视角，以法哲学思维构建科技文明的价值重建方案。在本体论层面，重申科技的人本本质，强调科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非独立于人的异己力量；在认识论层面，倡导“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辩证统一”，反对工具理性的绝对化；在实践论层面，提出“负责任创新”原则，要求科技工作者承担伦理审慎义务。这种法哲学建构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在生物技术领域，需平衡创新自由与伦理底线，建立“风险预防—伦理审查—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在人工智能领域，应构建“技术可控—权利保障—责任明晰”的法律体系。此外，本书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科技治理需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入科技伦理与法律制度，注重科技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价值统一。这不仅是对我国社会土壤和现实需要的关照，更是本书法理、事理、情理和政理实现融贯的鲜明标志。

总的来说，《现代科技发展的法哲学研究——基于伦理向度和法律治理的维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盏照亮现代科技发展前路的思想明灯。在科技发展不断冲击既有伦理法律边界的背景下，本书坚持科技发展是技术创新、社会需求、伦理价值、法律规制等多因素协同作用的复杂系统工程，以严谨的理论分析与深刻的法律哲学洞察，引导我们在科技浪潮中保持清醒认知，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始终坚守人文价值底线，为构建科技向善、和谐发展的人类社会贡献智慧与力量。书中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为我们穿透科技发展的表象迷雾提供了理性工具。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科技进步时，必须始终保持对科技社会后果的哲学反思，在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