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作曲家王立森专访

在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的画卷中，有一种声音不紧不慢地流淌着，仿佛从遥远的雪山、草原、戈壁滩飘来，又悄然融入银幕上情感的波澜中。王立森，这位从陕西走出的作曲家，以其深厚的民族音乐根基与电影语言的高度融合，在中国影坛写下了独特的一笔。

音乐的根，是从西部泥土中长出来的

出生于1979年的王立森，自小便沉浸在中国西部厚重的音乐氛围中。生活在秦腔世家，戏曲，民歌伴随着他的童年。1995年考入西安音乐学院附中，经历七年科班学习，2002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随后又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作曲。他的音乐之路没有刻意的铺设，更多是一种自然的生长，是对音乐和文化的直觉感知。

“我不追求一种风格，而是在感悟音乐背后的土地与人，”他曾这样说。

这种感悟，贯穿于他的代表作中。2019年，他为电影《远去的牧歌》创作配乐，作品获得第15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音乐提名；2021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音乐，再次获得该奖项第17届提名。而在2025年，他创作的电影音乐《巴扎喜事》也入围了上海合作组织电影节，标志着其在民族题材电影音乐领域持续稳定的影响力。

少数民族音乐与现代电影语言的碰撞

王立森的音乐创作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他并不单纯“使用”民族音乐，而是在“对话”民族音乐。他不复制民间旋律，而是捕捉它的动机，挖掘它的精神，再用现代电影音乐语言重新表达。

“民族音乐与现代电影音乐的碰撞，不是拼贴，而是融合，是情感上的通感。”王立森解释。

他的作品中有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等地区的传统乐器、人声，节奏与调式，同时通过电子音色、交响结构和氛围音乐，将传统意象注入现代叙事中。比如《远去的牧歌》中，他运用哈萨克音乐元素，不仅作为旋律配器主题，也渗透于整部影片的音乐结构中，与人物的内心变化共振。又比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更是融合了维吾尔族音乐的精华和动机，并不局限于原生态的复现，而是将其解构、再编织，成为电影情绪的有机组成。又比如《巴扎喜事》中将都塔尔与琵琶置于同样主奏地位，把都塔尔作为一件“真正的”弹拨乐器使用。这部作品节奏更为轻盈，但风格中即有史诗，又有流行，即能爵士，又能摇滚，却依然流露出他对地域文化的尊重与热爱。

用音乐讲述被忽略的故事

电影中的声音，不只是背景，更是叙述者。王立森擅长用音乐为角色“说话”——尤其是那些不善言辞、深藏故事的人。他相信，一部好的民族题材电影配乐，不应只是地方色彩的修饰，更要成为世界不同民族心灵的桥梁。

正因如此，他常常深入拍摄地采风，与当地的歌者、乐手，牧人、工匠交谈，记录他们的声音与生活。他用音乐，搭建起从原野到城市，从民族到世界的通道。

“音乐是情感的方言，好的电影音乐是跨文化的语言。”

音乐人，也是文化的桥梁

如今，王立森定居在北京，但他始终将创作的触角延伸至祖国的边疆与民族的土壤。他希望未来能进一步推动中国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流行音乐、甚至爵士等风格的跨界合作，打造属于中国的世界音乐声音。

王立森说，他常常会在录音棚工作到深夜，然后独自一人驾车穿过北京的街头。这座城市的夜，有霓虹，也有沉静，有人群，也有回响。

“民族音乐不是素材，而是性格。”“我希望我写的音乐，是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

于是我们知道，他所追寻的，其实从未远离。它一直在他体内，在他的旋律里，在那一段段没有歌词的音乐中。

他相信，在世界的语境下，民族音乐不是地方性的标签，而是文化身份的核心。

他不满足于“民族风”的外衣，更想深入到文化的肌理。他的作品往往没有高亢的主题旋律，却令人难忘于细微之间。他擅长留白，用空间感与呼吸感营造情绪的涟漪。

“有时候我写的不是一首歌，而是一段沉默。”王立森说

后记：听，风的方向

王立森的音乐，是一条静水深流的路径。他用音符勾勒远方的牧歌，也编织今日的心灵。他的创作，不仅在述说少数民族的故事，更是在回答一个属于当代中国音乐人的命题：我们如何在全球化中，守住自己的声音，又把它唱给世界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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