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将会敬重

香港《亚洲周刊》 江迅

导言

著名作家贾平凹在评价余秋雨时写道:“这样的人才百年难得，历史将会敬重。”余、贾两位，在经历、地域、生态上都有很大距离，因此这样的评价具有客观的远瞻性。我在香港关注余先生已经三十多年，愿意为贾先生的评价提供下列理由——

余秋雨先生照

余秋雨对中华文化的突出贡献

一、余先生在交通条件很艰难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非常辛苦的实地考察，在中国近代以来十分热闹的“军事地图”和“行政地图”之外，首次拼接了“文化地图”。这幅“文化地图”以全新的史识描绘了一系列古老的美好，由于直接回答了长期贬低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国际潮流，立即如空谷足音，震撼了华文世界。写过《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柏杨先生当面对余先生说:“两个字:美慕。美慕你以大规模的文化遗迹考察，重新定义了中国人。”

“重新定义了中国人”，这意义当然远远超越了文化界。因此，被称为“世界芯片大王”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先生要出自传，专请余先生一人写序言；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首访大陆的“破冰之旅”记述，也专请余先生一人写序言。

二、考察中所写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著作展示了一种被陶岚教投称为“一过目就放不下”的“余氏文体”，更是一时风靡，其中不少文章居然同时被收入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语文课本，成为当代语文中的孤例。这种文体的特点，被语文学者评为“质朴叙事、宏大诗情、低语谈心”的三相融合，显现了当代华文有可能达到的高位。我曾经在台湾新北市大礼堂听著名作家白先勇在演讲时说:“余秋雨先生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各地华人社区读书会的第一书目。他创造了中华文化在当代罕见的向心力奇迹。我们应该向他致以最高的敬意。

余秋雨先生与《文化苦旅》

余秋雨与世界上的中华文化

三、余先生紧接着又在世纪之交冒着极大生命危险贴地考察了人类各大古文明遗址，将它们与中华文明作对比。考察日记《千年一叹》《行者无强》在海内外同时连载并出版，读者之多超乎想象，他也就成了国际上最有资格的比较文化演讲者。2005年7月应邀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本性》，2013年10月又在联合国总部大厦演讲《中华文化为何长寿》。这些纯学术的演讲，为世界各国学者提供了解读中华文化的全新思 路。

由于演讲者的身份是“当代世界走得最远的非官方独立知识分子”，在国际上具备了基本的公信力。其中的论点和论据，以后被广泛引用。我有幸两度抵达演讲现场，切身感受到中华文化在肃穆的学术气氛中的“高光时刻”。

余秋雨先生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发表《中华文明长寿的八大原因》演讲

四、当文化热潮兴起之后，学术界发现，各种文化话语还缺少一些公认的理论基点，就像数学中少了一些公式产生了纷乱。对此，余先生在2006年制定了一则最简短的文化定义，并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发布，向海内外征求意见。这条定义一共只有二十几个汉字:“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世界上有关文化的定义，自英国学者泰勒之后，至今已出现二百多条，每一条都非常冗长又各执一端唯有这一条，被海内外学术界称赞为“最简洁、最准确的概括，很难被替代”。众所周知，世界上不论哪个学科，定义之立，都是一件奠基性的大事。

五、由于认定文化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余先生此后多年就把精力集中在对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探究上。他比较了世界上各个著名的集体人格范型，例如“圣徒人格”“先知人格”“绅士人格”“盎格鲁—撒克逊人格”“武士人格”之后，确认中华文化的集体人格范型是“君子”，并以“君子之道”来概括儒家学说。他力排众议，认为儒家学说在政治、社会方面“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主张，很少被历代统治者真正采用，早已黯然褪色，而其中最具时间韧性的是一种已经广泛普及于中国民间的人格标准，那就是“做君子，不做小人”。这个论断，使儒学研究和中华文化研究都焕然一新，而又进一步印证了柏杨先生对他的判断:“重新定义了中国人。”

2014年，专著《君子之道》出版，包括“本论”二十四名言，“延论”三十六名言。特别让世人瞩目的是此书在史上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君子的对立面——小人，被评为“历代负面人格研究的开山之作”。有一位香港学者撰文说:“在这项研究中，中华文化因为没有被刻意掩饰长久以来的一些阴影，反而变得更立体、更真实、更可信。”由于这本书，余先生再度受到台湾地区诸多机构的邀请而进行了“环岛演讲”。

余秋雨对中国思想体系与文化的研究

除儒家外，余先生还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其他思想体系，指出在“君子之道”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道那就是道家的“天道”。为此他又写出了《老子通释》《周易简释》等一部部厚重的著作，系统地明:天人合一、元亨利贞、柔静守中，是中华文化的立世之根。

余秋雨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的著作

六、在中国古代三大思想体系中，佛教典籍最为玄奥。现代佛教学者大多难于逐句译释，又无力宏观梳理，致使他们的讲述常常陷于浅俚和驳杂。余先生的《〈心经〉译写》《〈金刚经〉简释》《〈坛经〉简释》《群山问禅》等作品问世才改变了这种状态。他在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讲授的佛学课程，经由网络视频播出，均创造了很高的点击率。余先生在阐释这些古代经典的同时，还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学术形态，那就是，尽力摆脱自清代以来的那种艰涩烦琐、缠绕的考证痼疾，返璞归真，以通达和明晰，让现代读者直达古哲本源，领略开山大师们的第一风采。当然能做到这样，需要更深厚的学术功力。

余秋雨先生进行《佛教中“缘起性空”哲学的当代意义》演讲

七、“国学”的时尚，在传媒间渐渐泛滥成单向夸张的炫古表演，致使中国古代文学在良莠不分、高低错乱的“泡沫竞吹”中失去了历史的筋骨。为此，余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针砭时弊，率先提出了“中国文脉”的命题，主张以批判和选择的眼光，为古代文学“祛脂瘦身”，寻得主脉。他以跨时空的审美高度，在三千年遗产中爬别、淬炼，终于写成《中国文脉》一书。书中，中国古代文学也就由“日渐痴肥”的形态一变为健美精干的体格，相当于一部颇有魅力的中国文学简史。不久，他应邀到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讲授这一课题。

八、与《中国文脉》相应，余先生又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了大规模的今译。他认为，准确而优美的今译，能使枯萎的古典复活，欧洲不少文化大师都做过这件事。由他今译的古典作家，包括庄子、屈原、司马迁、王羲之、陶渊明、刘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结集成《文典一览》和《古典今译》，出版后受到朗诵专家和古文字家的共同好评。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评论:“别人的今译常常把一坛古代美酒分解成一堆现代化学分子式，唯独余先生，保存了千年酒香。”

余秋雨在美学、戏剧、书法等方面的贡献

九、余先生早年的专业基点是西方美学史。但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到海内外几所大学授课时，已从康德、黑格尔的古典美学转向现代心理美学，代表著作是《观众心理学》。从21世纪开始，他又进一步从“虚拟美学”转向“实体美学”，并由此建立中国美学在国际上的独特风范，代表著作是《极品美学》。余先生认为，中国美学历来不以虚拟的概念引领，而总是让概念追随实体，而所有的实体则由“极品”引领。本书由“文本极品”“现场极品”“生态极品”三部分组成，反映了中国人在顶级审美领域的稀世历程。显然，这部书在中国美学的研究上，具有界碑的意义。

十、由《观众心理学》，联想到余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出版的其他重大学术著作，如《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每一部都称得上是一个学术高峰。我查资料，发现它们分别获得过“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等当时最高的学术荣誉。三年前在一次教材研讨会上，我曾邀请香港五位资深教投，对这些著作进行专业评估。他们经过几天研读后认为，《世界戏剧学》的第三、四、十、十一、十二、十三章，《中国戏剧史》的第一、二、三、六章，《艺术创造学》的引论“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以及《观众心理学》的引论，均“包含着全新的学理创建”。他们还一致认定:“这几部著作，至今仍然可以作为一流的高校教科书。”

余秋雨先生于图书馆编写《世界戏剧学》

十一、余先生尽管被公认为资深国学专家，却又明确反对文化上的“极端民族主义”。他多次坦陈，自己心中的光源，是一种世界性的聚焦。除了道家、儒家、佛家和王阳明的心学，还有狄德罗、歌德、罗素、荣格、海德格尔、萨特。他精熟西方人文历史，上列这些人类的智慧星座，他都做过深入论述，早在三十年前就淬砺了自己的精神结构。正因为这样，他笔下的中国文化，也就不仅仅属于中国的了。

十二、在上述一系列重大学术成就之外，余先生还是一名几乎全能的文学创作高手。除了散文和“记忆文学”，还创作了剧本、小说、诗歌，每一项都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为妻子马兰创作的剧本《秋千架》《长河》，演出时曾在几个著名大剧院创造了票房纪录，被专家评为“应该进入戏剧史的作品”。在台湾地区演出时正逢“大选”，我恰好在当地采访，看到台北剧院门口的广场上拥挤着十几万为大选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演出，但是，马兰的演出仍然场场爆满，被当地媒体惊叹为“不可思议”。余先生的剧本和他的小说《信客》《空岛》一样，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现代派和后现代，而是深受海明威“非象征的象征”、迪伦马特“非历史的历史”的影响，独自提出并实践了“象征诗学”的构想，开启了一种自辟云路的创作高度。

《秋千架》舞台场景

十三、还必须立即补充，余先生又是当代杰出的书法家。2017年5月至6月在北京举办的“余秋雨翰墨展”参观人数之多，成为中国美术馆建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轰动的展览之一。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张海说:“即使秋雨先生没有写过那么多著作，光看书法，也是真正专业的大书法家。”其实，即便在历史上，著作和书法同时壮观的大家，也屈指可数。正因为这样，我听说，在一次大型的慈善拍卖中，余先生的一幅书法作品拍出了最高价。

从几部已经出版的书法、碑楹集来看，余先生可能是现今被邀请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题写碑文、榜额最多的一个人。究其原因，除了公认的书法水准，更因为邀请者们都相信，余先生的文化美誉度，能够被各方游客敬重。他的笔墨，不会让名胜古迹逊色。

余秋雨先生的书法作品《法门寺碑》

马行千里，不洗尘沙——还原真实的余秋雨

——以上，我为贾平凹先生的评价提供了十几条理由已经不短，应该归纳几句了。但是作为一名老记者，我还是习惯采用别人的语言。记得新加坡“总统文化奖”获得者郭宝昆先生多年前曾经这样撰文来总结余先生的文化成就:“他以旷世的才华和毅力，创建了中华文化在当代世界的全新感知系统，既宏大又美丽，功绩无人可及。”2018年5月，具有国际影响的“天下文化事业群”赴上海为余先生隆重颁授奖區，铭文为“余秋雨——华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支笔”。

他出版的书，可以排满整整几面书壁，而且，几乎每一本都在文化史上开门拓户、巍然自立。有两位华裔教授曾经站在这样的书壁前对我说:“余先生一人的成就规模，从数量到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很多研究所。这中间一定有神秘的天命所指，百川合一。”我说，先不论“天命”，我长期从旁观察，只知道有两个最表面的原因，别人也无法仿效。

表面原因之一，他不参与一切应酬、会议、社团。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如此业绩，却不是任何一个级别的代表、委员，也不是任何一个级别的作协、文联会员。这也使他不可能进入文化界的各种“排名”。近十年来，他与外界切割得更加彻底。正因为远避光圈，销声匿迹，他才完全不受干扰地完成了如此宏大的文化工程。

表面原因之二，他不理会一切谣言、诽谤、讹诈。由于文化名声太大又不肯依从何方，他长期遭到香港那家日报、广州那家周报，以及一些职业性文化打手的联手诬陷在媒体上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件”，害得很多人至今还在误信。这股力量甚至一度还裹胁权势，企图毁人夺笔，连他妻子马兰也受到牵累，在艺术最辉煌的年月竞然平白无故地失去了工作。但是，他们夫妻为了不污染心境，不浪费时间，全然放弃一切反击、起诉、追究，只说“马行千里，不洗尘沙”。

余秋雨先生与妻子马兰的合影

衍语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随手翻阅了余先生的文集，发现以前还是漏读了不少文章。

例如，在《修行三阶》一书中读到“破惑”和“安顿”这两大部分，在《暮天归思》一书中读到“大悟、大爱、大美”这三项“生命支点”，在《门孔》一书中读到几位文化前辈在磨难中的人格固守，都使我在精神上获得全方位的皈依，而且皈依得那么恬静和熨帖。

平时对不少流行的观念也心存疑惑，却求解无门，余先生在书中都做了简明的指点。例如，现在很多人把“传统”看作“文化”的支撑，他不赞成，说“中国文化是一条奔腾向前的大河，而不是河边的枯藤、老树、昏鸦”。还有一些尴尬问题，像以前左右文坛的“刀笔战士”们目前状态如何，上海文化突然失去优势究竟原因何在，等等他也都进行了有趣的剖析（见《暮天归思》中《刀笔的黄昏》《文化的替身》等文）。然而，不管说到哪一种弊病，余先生基于自己的文化辈分，态度都很宽容，只说是“学生们不用功，走偏了”。

最后我要说一句:生在同时代而不读余先生的书，那就实在太可惜了。记得前些年，香港中文大学受托为香港市民开列“古今中外必读书目”八十本，世上那么多作者，唯独余先生一人占了两本。后来应市民要求，书目缩小成五十本，余先生依然占两本。这件事，体现了一种眼光，应该为我们香港鼓掌。

在历史上，真正的文化巨峰少而又少，诚如贾平凹先生所说，“百年难得”。一旦出现，同时代的人往往很难识，因为大家被太多流行的价值系统挡住了眼，而文化的高度又无法用权力标尺和财富标尺衡量出来。但是，如果历史还值得信任，那么，高度总会还原。

江迅（1947年—2021年10月13日），1947年出生于广东番禺，民进成员。历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宣传部干部，上海《文汇报》记者，《文学报》记者、编辑、新闻部主任、特稿专稿部主任、总编助理。代表作品《跨越2000年》《1998中国病》《香港，一座城市的密码》《解码朝鲜》等。作品被收入50部合集。获全国和上海、吉林、香港等文学奖和新闻奖2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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